以一個沉默的觀察者，輕松調換東西方間的主客位置，形成“邊緣”對“中心”帶有調笑色彩的反向凝視與賞玩，從而化解、拆招種種刻板印象及其荒誕想象。出租車內與黑人司機的對話“拿撒勒。我是巴勒斯坦人” 構成唯一言語性臺詞，也是非常突出的自我指認和身份邏輯的迸現。在當下這個時刻，“全球化”的理想主義色彩漸趨于無，越來越多的敘述者開始默認所謂流動性并不意味著全然理解和絕對友善，放下對“天下大同”“世界公民”不切實際的幻想之后，蘇雷曼的表達顯得落落大方。抽離掉過于天真的控訴和批判性，電影反倒能在無傷大雅的詼諧中尋找到對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