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過度的想當然了，作者創作中的日軍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中，這種想象等于說《菊與刀》這種社會學作品是白寫的。除了想當然，導演的失敗就是選錯了題，伊斯特伍德創作《硫磺島家書》的時候選擇的是戰爭最后階段，已經穩穩失敗中的日軍（硫磺島的日軍更是失敗中的失敗）來表達戰爭對包括侵害者在內的巨大傷害，況且同年伊斯特伍德還導演了父輩的旗幟來作為硫磺島家書的平衡敘事。但是陸川卻選擇了南京大屠殺這個日軍高歌猛進獸性大發的場景來描摹個體日軍的良知，實際上是一種想當然的認知錯位。也正是因為創造歷史，本片確實有歷史虛無主義的傾向。況且整個影片被劉燁一分為二，中國人沒有持續性的主角，反倒是日本下級軍官成了貫穿全片的線索。這在觀影上就感覺到了巨大的割裂。